2013年9月，創新工場CEO李開復在微博中發布一句“癌癥面前，人人平等”激起千層浪，很快他患癌的消息傳開。

17月后，李開復病愈重新恢復工作，他不再像以前那樣滿負荷的、密集的安排行程。

他說患病的經歷讓他對人生進行了重新思考，悔悟過往，他到底有著怎樣的感悟呢？后悔曾經過分追逐名利整個生病過程中，我重新體會最深的就是“影響力”這三個字。

這是我過去所倡導的，能多大程度上改變世界，就靠自己有多大的影響力。

影響力越大，做的事情就會越好。

理論上這是對的，只是一旦你開始追求影響力，所有的事情都通過影響力來評估，就會變得比較現實。

比如，今天要不要見這個創業者，取決于他的公司有多大潛力；我見哪位記者，通過他們面向的讀者群多少來決定。

其他的可能就不見了。

這次生病讓我感覺到，癌癥面前人人平等。

其實世界上每個人的價值跟靈魂是一樣的，我憑什么只通過影響力做這種價值判斷？一場演講沒有一千個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一千個粉絲我就不開心。

這就變成一種功利世俗的追尋。

我生病后不斷地思考這類事情。

記得有一次去佛光山請教星云大師幾個問題，我向他提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如果一個人覺得追求影響力就可以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因此不斷追求，把這個當成主要甚至唯一的追求，這是否會陷入名利的怪圈和負面循環？”星云大師一般在公開場合都非常和善，但是那次跟我一對一閉門的時候卻跟我說，說這個話是自己騙自己，人真的沒有辦法剝離這種名利。

他說，我說的話是自己騙自己，這對我有一定程度的點醒。

我開始想，過去是不是做得太過了？過去有學校請我去演講，場地不夠大，只有兩百人能聽到，我想算了；有創業者跑到創新工場來，雖然很執著但不見得靠譜，我們把他拒之門外；或者去演講有學生追著車子要送我禮物，司機問我要不要停下來，我說不要。

現在就想，憑什么覺得兩百人就不能跟我交流？為什么我們要讓創業者苦苦地等？為什么我就可以傲慢地不讓司機停下來？現在再想這些事情，就會比較放得開。

公司做事還是要盡到職責；我自己的時間還是要自由支配，只要有緣能夠認識，時間允許，不傷害身體，誰找上門來我都可以交流，來者不拒。

剛生病那會，我會想，“為什么是我？我做錯什么事？為什么輪到我得癌癥？我做了很多壞事嗎？是因果報應嗎？還是其他理由？”思考很多，就會發現這個世界上有太多事情我們不能理解。

一個人說我要來改變世界，本身就是一種傲慢。

所以，我會重新思考這個命題。

世界因你不同，這句話是可以的，但是變成我要改變世界，這個就是有一定程度的傲慢存在。

后來讀很多書，包括跟星云大師溝通，我悟出來一個比較簡單的道理：一個更符合我們渺小地位的思維方式是，如果我要做一件事情，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做，世界會不會變好一點？不要特別地衡量哪個影響力大一點，不要把什么事都去量化。

順其自然的去生活我現在幾乎很少上微博或發朋友圈。

過去，我幾乎有點偏執地把運營微博變成人生的一部分，把獲取粉絲當作游戲來玩。

現在看來都是很功利、無聊的事情。

所以現在會把一切都看淡，有些東西看不到就不會心煩，不心煩就不會有負能量，沒有負能量身體的壓力就會減輕，抵抗力就好，抵抗力好癌癥就不會找我。

如果今天有很不好的事情，我基本上不會理他。

但我還是會把自己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分享出去。

比如生病后我發了幾條感悟，不會因為希望更多人看到，就去營造推廣。

真誠的感覺跟大家分享是可以的，適度而止，但是我不會想盡辦法讓最多的人看到。

這次回來工作是因為身體已經沒有腫瘤了，我自己認為沒有必要百分之百地工作，恢復50%是我的家人和醫生覺得可以的。

也許有人會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但是復發率就會變高。

我會不斷提醒自己不要陷入這種狀態，我太太每天都監督我，在微信上要我把晚飯拍照片發給她。

另外，我跟團隊會有一個很好的默契和分工。

過去的17個月里，我是不管事的，一個禮拜參加一天的視頻會議，視頻會議相對輕松，我累了耳朵就不聽了，他們也不期望我太多地參與，所以沒有什么工作狀態。

這給了團隊機會，過去問我的問題都自己決定了，而且結果很好。

回來我提議，不會插手他們的決策。

但是這個團隊還是需要一個精神領袖，我回來大家就安心了。

我會把我們公司的戰略方向，創新工場為什么存在，我們要成為什么樣的機構，每個人怎么樣的參與并成為其中的一部分等等，這些與大家分享，這是一個領導應該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