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的進步　　寧可不出蘇東坡 　　瑞士就沒出過蘇東坡　　但它是不是個偉大的國家？　　希望比自由更貴　　從上海飛回北京的航班起落沒太大偏差，但高曉松到達通惠河邊阿里音樂總部的時間，比預計中還是晚了一個小時，錯過了飯點。

　　接待完第一撥媒體后，他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騰出來，跟前的會議桌上，剩了多半盒餃子，已經坨了。

以至于接受博望志采訪時，他得空往嘴里塞了幾把薯片，將指尖沾的作料末舔干凈，冒了兩根煙，才算穩住。

　　時間點是5月上旬，距「阿里星球」發布會召開時間已不足一周。

高曉松的嘴搭配上阿里公關天團，在這個漫長的宣傳周期內，為阿里音樂釋放出巨大的品牌聲量。

　　尚未開口，坐在記者眼前的董事長表情與隨他奔波的休閑皮鞋一樣，蒙了一層灰，剛下午四點鐘，神情卻有點恍惚。

　　「累嗎？」　　「特別累，累死了。

」　　但有兩件事，能給還沒褪下「脫口秀超級IP」光環的大明星些許寬慰。

其實，公司里里外外看，找不著幾個真比他工作量小多少的，為發布會沖刺，技術跟運營團隊部分員工半個月沒怎么著家。

　　更重要的是，他此前拋出「職業生涯最后一站」這句話，已然將宋柯連同自己囫圇個扔進這單大買賣里了。

　　很難說，高拿倆人的職業為新東家背書的行為，是孤注一擲還是一時口快，不過，顯然他后來盤算過，「有人跟我說，(阿里音樂)上市就可以不干了。

可我看這幫人還是整天…老馬現在比我還忙呢，沒個頭兒。

」　　按此邏輯，高的「門客」生涯即將或已告終結，與數年來游弋于幾家科技巨頭時的隨性不同，他與阿里的關系愈發緊密，無法割裂。

　　大戲剛開鑼，高只給自己喇下一個小口子，希望幾年后阿里音樂平臺成型，沒有他和宋柯也能玩得轉。

　　生于1969年的高曉松今年47歲，這前半輩子，常常活在自己的設想之外。

　　早兩年在脫口秀節目中，他說從小到大，自以為會過一種清貧且憤怒的小知識分子生活，滿腔不忿，懷才不遇，可現實卻砸下一張又一張「餡餅」，讓他慨嘆所得已超福報。

　　兩年前的那期節目，對他是一場告別的聚會，高曉松當時堅定地相信，自我定位是一個讀書人或知識份子，一輩子陪大家讀書、寫作、拍電影、做音樂、聊天，即便無法做到魏晉狂生或漁樵耕讀，但至少會堅持一個「賣藝」的身份，「絕不去做創業啊…什么那些事情。

」　　他開創性地以《曉說》打開了網絡優質自制內容市場，并將事業再次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海量信息輸出帶來了副作用，他食言了——終于沒能逃開經商這件事。

　　高曉松在采訪里用嫻熟、幽默的話題技巧避開了正面回應，往名片上印「董事長」是人生第一次，但他并不承認這一Title的指向是企業家，堅稱自己只是一個「wannabe 企業家」。

　　「‘wannabe 企業家’是一個名詞，不是說wanna be動詞，企業家可不是你想當就能當的，不是你坐那說，(啪，拍桌子)哥們兒今天就是企業家了！」　　在電影學院學導演期間，戴錦華教授在一堂課上講到上世紀80年代的電影，談及大師最后的年代一去不返時，那位女教授在臺上失聲痛哭，令高曉松印象極深。

　　高的青春期正是成長于這個被稱為迄今最后一個「被大師照亮的時代」，以知識份子的眼光審視當下，他感嘆那批大師為世界重新塑造的理想與信仰，在短短三十年過去后，已在各國淪喪得一塌糊涂。

　　可深度浸淫互聯網數年后，那份反思正在慷概地被現實的商業選擇化解掉。

高曉松一度發現，身邊朋友幾乎全被創業打了雞血，置身其中的最大感受是，這些人一見面便會不管不顧地上上下下打量你，看看能用上你什么地兒。

　　「大家都拼了，馬東那兒，我的天，整個瘋了，鄭鈞那么懶的人，現在也拼啦！動畫片、合音量，還跑到百度當首席構架師，也帶著一大堆工程師那吭哧吭哧…」　　高也并不意外地偏離了預設中「讀博」的人生規劃，被裹挾走，尤其是考慮到，他接到的橄欖枝，來自馬云。

　　好奇心背后的驅動力顯然遠大于求學，他對潮流全無抗拒，反而覺得「好有趣」，甚至對馬老師交托出來，依托著海量資源的阿里音樂感到無比興奮，「任何一個人，交給你個大殺器，你都想比劃一陣過過癮，手里拿一大殺器，你說我先睡會兒去？那還能睡覺嘛！？」　　為了盡量將「經商」這一概念剝離開，高曉松抗拒閱讀企業管理類書籍，「宋柯去讀就夠了」。

他主觀地將互聯網定義在傳統商業范疇之外，在其眼中，它更像是一場社會革命的主題，自下而上、潛移默化地打破藩籬無數。

　　進步青年們從1919年開始呼喚「德先生」、「賽先生」至今已近一個世紀，鮮有收獲，而科學、民主以及自由的精神最終在互聯網的普及下，短短十幾年的時間便已經深入人心，這一切，從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出發，高曉松必然也必須地選擇支持。

　　所有的社會進步都是以削減精英、平民化為代價，其首要標志就是打破階級分化，他旗幟鮮明地表明立場，認為真正的精英就應該歡迎社會消滅精英，「過去2%的人識字考科舉，精英管理整個(國家)的時代，你說那時代好么？」　　高曉松觀察到的一個細節是，早年身邊的朋友中，人手一部價格昂貴Vertu是標簽般的信仰，但如今聚會，無人能再擺脫平民化的蘋果手機。

　　他更進一步，籍此修正對時代的認識，精英群體都已被大幅減削，遑論大師？「一個民族進步(的代價)，寧可不出蘇東坡，瑞士就沒出過‘蘇東坡’，但它是不是個偉大的國家？」　　互聯網帶來的變革中，最能觸達人心的，其實仍然是財富分配作用，暴富和成功學在信息傳播發酵下，無疑催化出了更加昂揚向上的社會氛圍，曾有不止一位美國朋友向高曉松表達過一個令人咋舌的觀點——羨慕你們中國人，因為「希望」比「自由」更珍貴。

　　*高宋何辦公室門上張貼著以三人形象設計的年畫，屋內陳設簡單，甚至沒有一張正式的辦公桌　　回不去了　　2015年夏天，國家版權局出臺了一紙國內音樂史上的最嚴版權令，隨后11月份，所有互聯網平臺上的未授權歌曲被統一拿下。

　　政策對內容版權保護的傾斜幾年前便已轉化為社會生產力，以視頻行業為例，在完成正版化洗牌后，影視行業隨即井噴。

高曉松記得，搜狐董事局主席張朝陽曾開玩笑似的說，　　如今女明星都不嫁豪門，改嫁男明星了。

因為(視頻正版化以后)明星都有錢啦，咱倆一塊兒不是挺好的么？你也掙兩億，我也掙兩億。

　　這一切似乎預示著，國內流行音樂人們經過20多年游走于法規庇護之外的等待后，也終將迎來自己的時代。

　　可對年近知天命的高曉松與宋柯來說，這一天晚了點。

寫出好歌、做出年度專輯這些內容層的滿足感，已很難觸及兩位中年音樂人興奮閾值下限，當創作者被許以更高的商業回報時，高才發現，他坐在阿里音樂辦公室里，成為了付錢的那一位，反而可能為水漲船高的版權價格發愁。

　　這個場景令人無奈，整整一代音樂人對版權保護的求索，在放棄并轉身后，才終于實現。

　　上世紀90年代，高曉松在最旺盛的創作階段，一頭撞上了盜版的南墻。

當時他為劉歡寫下一首名為《好風長吟》的歌，剛剛發行后就迅速被盜版商盯上，令二人十分惱火，可在準備追責時，卻發現申訴無門。

　　「電影有國家電影局，上邊一個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可怎么就沒有音樂呢？我們到文化部，沒人管這事兒啊，人家都是局，我們音樂連處、科、股都沒有啊！」　　文化口的申訴行不通，高與劉又惦記上了新聞出版總署，并且提前為對方找了一個解釋得通的理由——唱片是出版物嘛！　　一位作為創作人頗有名氣，一位貴為內地歌壇一哥，兩個被高曉松自己形容為「倆臉加一塊一平米那么大」的大腕混進出版總署院里后，發現居然連個樂意接待的人都摸不著，沒有任何一個辦公室愿意站出來，說這事兒應該歸他們管。

　　最終一位工作人員給了個臺階，讓把東西留下，稱會「研究一下」。

送二人出門時，又好心遞了一句實在話過來，「其實你們知道，研究也沒用，我們沒法罰人家款，沒發票，執法隊都沒有。

」　　關于生計的問題，解決方式十分簡單，主管部門在行政層面沒有預設多余的觸角，愛莫能助，吃流行音樂這口飯的創作者們就只能自己出面。

高曉松跑去杭州，約國內數得著的幾家盜版商開會。

「我們說大哥們，讓我們先賣10天，咱盜版再上，行么？人說，不行，就給5天！人家比我們還理直氣壯呢，你說這什么事兒！」　　他跟人解釋，音樂人花那么多錢做一張唱片，5天宣傳根本不夠回本，如果創作者「死了」，你們盜誰去？「盜版商一想說，嗯？有道理啊，說，那一禮拜！你們正版賣一禮拜，我們上。

」　　關于博弈盜版商的過程，高曉松此前曾在不同場合數次以諧謔的口吻回憶過，這場原本殘酷又諷刺的商業談判結果，嵌入大的故事框架下回顧時，更顯得荒誕不經。

　　王朔早年在小說里，曾通過一位資深頑主角色，表達過一個普世的茬架經驗——多有名，傳得越厲害的人我都不憷，再猖我也敢「鏟」他，可就怕那十六、七的生瓜蛋子！　　在高曉松的經驗里，2000年后崛起的那一撥互聯網新生力量里，就充斥著這種狠角色。

「跟盜版商還能談談，他們也是江湖人，大家也懂事，IT這幫生瓜蛋子一上來，盜版正版一塊兒打，最后大家都躺那兒，一起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