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私人企業主來說要不能太依靠政府。

私人企業要想在市場中長期存活下去，當然需要依靠政府，但這種依靠是建立在需要政府去構建一個好的法治基礎、公平的競爭環境、有效的保護產權等方面的，而不是什么都得依賴政府。

如果，私人企業自己缺乏獨立性和自我生存能力，那就很可能被某些不稱職的官員所俘獲，成為他們謀取私利的提款機。

這一點，中國的私人企業主務必需要清醒認識，尤其是在危機下，更要有信心靠自己去克服困難，獲取企業重生的機會。

    《法制晚報》近日報道了這樣一件事情：今年53歲的河南新密市人劉春喜，原本是個億萬富豪，現在卻為籌錢給工人開工資、還貸款，不得不淪為菜販子，開著面包車從河南趕到北京，車里裝著大蒜、粉條、黑小米、黑綠豆、黑花生、黑麥仁、綠豆等3噸多的土特產，從早到晚的勞作，甚至忘記了中秋的到來。

造成此的直接原因是，過去幾年，劉春喜投入全部積蓄加上銀行貸款共計2.16億元，在河南蘭考縣建設煙標生產工廠，但在河南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的招投標中連續敗北。

但讓人不解的是，記者的調查發現：在2013年河南中煙的招投標中，10家被刑事判決書認定有行賄行為沒有競標資格的企業，卻奇跡般中標！    劉春喜的遭遇深刻反映了當前中國經濟中存在的一個殘酷現實：許多民營企業的命運維系在壟斷的國有企業和政府上！如果運氣好，與國有企業或政府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能得到它們的青睞，則可以迅速飛黃騰達；而如果運氣差，攀不上這門子關系，則可能命途多舛，從一個億萬富豪變成一個負債累累的窮光蛋，不得不淪為菜販子。

    以上論斷絕不是筆者的蠱惑之言，而是對來自中國的大量案例的剖析所得。

如：中國移動的腐敗窩案、中國石油的腐敗窩案、中國石化的腐敗窩案、古井貢酒的腐敗窩案……都表明，一旦某個民營企業與某個壟斷國企的領導攀上關系，通過灰色或黑色手段拿到壟斷國企的巨額訂單，這個民營企業就能快速發展，其老板也能迅速發家致富；而如果某民營企業對壟斷國企攻不下關，攀不上親，拿不到訂單，其前期投資則可能血本無歸，這個民營企業的老板也可能從億萬富豪淪為菜販子。

當然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因腐敗關系被曝光，前期受到壟斷國企滋養的民營企業主被抓后，也可能從億萬富豪淪為一貧如洗的窮光蛋。

但不管怎樣，對這些民營企業來說，它們的命運是被緊緊的攥在壟斷國企手里的。

    當然，我們知道，除了經濟上的壟斷外，還存在另外一種壟斷----行政上的壟斷。

就中國的現實而言，行政上的壟斷帶給民營企業主的傷害并不比國企壟斷低。

由于一些官員手上掌握巨大的審批權、巨額的財政資源、經濟資源和人脈資源，一些民營企業家不得不依附于這些官員，或者與他們沆瀣一氣、共同牟利，或者與他們狼狽為奸、各取所需，或者與他們稱兄道弟、權錢交易。

這些民營企業家為此獲取了大量的財富。

但是，就像古語所說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些民營企業主最終也不得不與那些擁有壟斷性行政權、并且利用其搞權錢交易的人一同淪為階下囚。

例子呢？當然是數不勝數的！典型的如：與劉志軍一同被抓的丁書苗。

因為劉志軍，丁書苗很快成為億萬富豪；而因為劉志軍，丁書苗也很快淪為階下囚。

又如，與薄熙來有著權錢交易的徐明。

因為薄熙來，徐明在商界如魚得水，迅速成為富甲一方的企業主；但也因為薄熙來，徐明也淪為了階下囚……當然，還存在另一種更可怕的行政對民營企業的傷害行為：就是行政對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的直接剝奪，典型的案例是重慶打黑期間，對一些合法經營的民營企業的“黑打”行為。

    某些民營企業主無論是因為國企壟斷，還是因為行政壟斷，而從億萬富豪變成菜販子，或從菜販子迅速發家為億萬富豪，其根本就在于中國的政商關系出了問題！    政商關系是政府（包括國有企業）與私人商業間的關系。

好的政商關系應該是基于法律的、透明的、清廉的、平等的、相互支持的關系。

而壞的政商關系，則是一種以裙帶為基礎的、以追逐壟斷租金為目的的、以權錢交易為形式的、非平等的政商之間的關系。

    從中國的歷史而言，中國始終未能發展出一種良性的政商關系。

中國古代，由于權力壟斷，在幾乎每一個擁有豐厚利潤的所謂“老字號”企業背后，幾乎都有一個或者一群官員的身影若隱若現。

清末的大商人胡雪巖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

也正因為此，商業在中國長期受到抑制，而中國也未能在18、19世紀走向資本主義。

而從亞洲經濟發展史來看，建立在裙帶基礎上的、缺乏透明度的、非清廉的政商關系是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爆發1997-1998亞洲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所以，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一國能否建立起一種好的政商關系，對于該國私人企業的健康發展來說至關重要，對該國宏觀經濟的長期發展和社會和諧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

    然而，在今天，大量的案例表明，中國依然未能發展出一種好的政商關系。

在政府（包括國有企業）與私人商業間，政府（包括國有企業）處于壟斷性的主導地位，而私人商業則處于從屬地位。

也就是說，政府（包括國有企業）控制了絕對的進入權、審批權，同時擁有著過大的經濟資源、行政資源、教育資源甚至是技術資源。

為求生存，也為求財富，許多私人企業主不得不向某些掌握著這些權力和資源的官員及其親屬“投其所好”（包括培養感情，輸送金錢、美女、房產和其他），以換取來自政府（包括國有企業）的訂單、審批條文、工程項目、財政補貼、銀行貸款等等。

而某些官員呢？也樂于與那些私人企業主合謀，將手上的權力變現成自己所喜好的一切。

然而，這種壞的政商關系就必然帶來以下三種弊端：一是妨礙良性的政商關系的培育和發展。

當劣幣能驅逐良幣、灰色黑色交易能輕而易舉地獲取暴利時，灰色黑色交易就會像瘟疫一樣傳播開來，成為占據主導的交易方式。

一旦灰色黑色交易成了主導性的政商關系，好的、透明的政商關系將永無建構之可能。

二是許多民營企業主的命運將是不確定的。

正如前面所說的，在壞的政商關系下，一些民營企業主或者是因為得不到權力者的眷顧、得不到在正當競爭下應該得到的訂單而走向破產，或者是因為與權力者走得太近、在權力濫用被揭發后而與權力者一同走向囹圄。

但不管是那種方式，他們的命運都不能由自己掌控，而是被壞的政商關系所挾持，面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

三是妨礙一國經濟的健康穩定增長。

經濟增長來自于私人投資。

私人投資來自于對未來的穩定和良好預期。

穩定和良好的預期則來自對產權的有效界定和保護。

對產權的有效界定和保護又來自于公平的競爭和良好的政商關系。

也就是說，好的政商關系是一個經濟健康持續增長的守護神和源泉所在。

    鑒于此，中國亟需建立一種新型的政商關系。

這種新型的政商關系就是基于現代法治社會下的、基于政與商各自性質和需求的、以追求良性互動、合作共贏、共同發展、造福社會為取向的、透明而清廉的關系。

    然而，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也是一個長期過程。

為此，需要做好以下幾件事情：    一是政府要加大簡政放權的力度，在此基礎上，有效約束有形之手，限制權力對市場和對企業的替代和干預，尤其是要嚴懲那些利用權力與民營企業主搞灰色黑色交易的官員；同時，建立公平的市場秩序，讓民營企業公平地參與競標和競爭。

     二是要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想方設法破除國有企業的壟斷，尤其是國有企業對資源、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壟斷；同時，加強對國有企業的監管，防止國有企業成為管理者玩弄權術以牟取私利的工具。

    三是對私人企業主而言，要堅守法治的底線，用好的市場競爭手段（如更優良的服務、更高的質量、更新更好的技術）來獲取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訂單，而不是用金錢等非法手段，去俘獲政府官員或國企高管，通過不正當的政企關系、政商關系來獲取訂單、項目或其他收益。

        四是對私人企業主來說要不能太依靠政府。

私人企業要想在市場中長期存活下去，當然需要依靠政府，但這種依靠是建立在需要政府去構建一個好的法治基礎、公平的競爭環境、有效的保護產權等方面的，而不是什么都得依賴政府。

如果，私人企業自己缺乏獨立性和自我生存能力，那就很可能被某些不稱職的官員所俘獲，成為他們謀取私利的提款機。

這一點，中國的私人企業主務必需要清醒認識，尤其是在危機下，更要有信心靠自己去克服困難，獲取企業重生的機會。

    唯有這樣，中國才能構建起一種好的、新型的政商關系，中國的許多私人企業家才能從千萬富豪走向億萬富豪。

否則，只能出現越來越多的像劉春喜那樣從億萬富豪淪為菜販子，或想徐明那樣從億萬富豪淪為階下囚的企業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