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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97后再無真正有名的創業家出來，大部分都是‘守業家’，都是在吃老本。

”采訪、撰文：一葦，編輯：火柴Q、甲小姐設計：火柴Q，微信公眾號：甲子光年（ID：jazzyear）題目《香港：97之后無故事》似乎沒太多人記得，上周末剛過去的7月1日是香港回歸21周年紀念日。

在當前最大中文社交APP微信上，香港的輿論熱度長期低于深圳、北京和上海，即使在回歸紀念日當天，人們對“香港”的關注，也剛剛達到“深圳”平日的熱度。

在微信指數中，香港的熱度不及北京、上海、深圳人們眼中的東方之珠不再“浪漫依然”，歸根結底是經濟活力不復當年。

最重要的表現之一是，香港與21世紀的最大經濟變量“互聯網”和“科技”幾乎絕緣，香港的科創氛圍多年來持續低迷，與內地城市的地位已然倒轉。

1997年回歸時，香港的經濟規模是1.21萬億人民幣，相當于北上廣深等9個大陸前沿城市GDP的總和。

但2017年僅深圳一個城市的經濟總量就已超越了香港。

10年來，深圳GDP增速逐漸趕超香港橫向對比，香港的GDP增速也在亞洲四小龍中居于末尾。

從1997年到2012年，香港GDP年平均增速為2.0%，不敵韓國（4.77%）、新加坡（4.29%）和臺灣（2.7%）。

香港顯然到了必須求變的時刻。

發展“科創”再次被視為求變的利器，而且這一次，港府的架勢很認真：2015年11月，香港正式成立了創新及科技局（以下簡稱香港科創局），統籌推動香港創新科技和信息科技的發展；今年初，香港政府新增500億預算支持科技創新發展；4月，港股IPO新政落地，開始施行“同股不同權”政策，并降低生物科技類公司IPO門檻，意圖將科技打造為港股的新標簽；5月，香港科創局又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吸引從事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網絡安全、機器人、數據分析、金融科技和材料科學的人才，為其提供香港工作簽證。

僅從二級市場上看，2018年的香港也確實在發生“科技轉向”。

從年初至今，小米、螞蟻金服、美團、嘉楠耘智、映客、寶寶樹等多家內地互聯網、人工智能公司紛紛向港交所遞交了招股書。

加上從去年就在港交所掛牌的平安好醫生、閱文集團等，大陸科技獨角獸正在扎堆赴港上市。

這一次，香港對新經濟、科技力量的渴求究竟有多迫切，改變的力量能否扭轉歷史的慣性？為了回答此問，「甲子光年」采訪了香港科技園首席戰略官、香港本土科技創業者、駐港投資機構董事、活躍在香港的顛覆性創業顧問等人士。

97之后無故事的香港，能靠科技翻盤嗎？保守：“Hi-tech揩嘢，low-tech撈嘢”要理解香港社會對科技創業的態度，繞不開香港市民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Hi-tech揩嘢，low-tech撈嘢。

”即做高科技很容易虧本，而做科技含量不太高的行業，反而更容易賺錢、做大。

香港現今的大富豪的確罕有靠科技起家的。

在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香港因遠離戰火和動蕩，吸引了大量南下的富商巨賈、文人政客和數以百萬計的廉價勞動力，制造業和房地產業乘勢勃興，銀行業復蘇，奠定了亞洲四小龍和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1954年到1972年間，香港銀行體系存款總額從10.68億暴漲到246億，貸款總額也從5.1億躥升至177億。

以李嘉誠為代表的房地產商人是這個時期的時代英雄。

1958年，30歲的李嘉誠在港島北角建起了一座12層的工廈，一代商業帝國迅速崛起。

而他的第一桶金，正來自“low-tech”的塑膠花生意。

在房產和金融業的助推下，香港這座城市積累了逐利和全民投資的特點。

由于銀行利率低，理財產品多樣化，幾乎每個市民都在炒房、炒股，以期快速賺錢。

金融和地產“大時代”里的香港全民皆股在大陸振臂高呼雙創浪潮的這幾年，可以在金融市場里更輕松賺錢的香港投資人面對創新勢力顯得謹慎而保守。

“香港VC投資天使輪的很少，似乎本地人都不相信香港公司能做好。

”香港本土大數據公司MailTime首席營銷官盛以宣說。

2013年，她曾在一個叫StartupsHK的公司寫科技博客，當時香港創業圈基本是白人的天下，舉辦社區活動都說英文。

她還記得2014年，兩個美國人在香港開辦了第一家孵化器Accelerator HK，想把硅谷孵化模式復制到香港，嘗試了三期，投了幾百萬美金，還是遺憾地離開了——因為投的項目基本全軍覆沒，沒有任何好的退出機會。

新零售餐飲公司咕嚕咕嚕聯合創始人Adam Wong還記得4年前，自己在香港跑馬地千萬富豪俱樂部里和人談融資，投資人四五十歲，專業而和善，每次談判后都會給Adam發紙質信件確認信息——但前后拉鋸兩個多月，投資也沒能談成。

“他們要在你的第一頁紙上看到清晰的盈利模式，看到什么時候能讓他們賺到錢。

做一個像樣的創業項目，啟動資金最少也要100萬。

租金、員工薪水，平均一個月就要燒掉幾十萬，你能燒幾個月？”談起對香港本土創業生態的看法，Adam語調沉靜而略顯失望：“香港自97后再無真正有名的創業家出來”，大部分都是“守業家”，都是在吃老本。

”錯失：短暫的黃金時代 港人是何時開始失去闖勁的？如果說香港向來是保守的，那是對香港的誤解。

在香港本土創業者、MailTime創始人黃何的記憶中，“香港其實一直都有創業公司冒出來，只是可能因為曝光度不夠，沒人知道。

”北京三元橋附近的西餐廳里，剛參加完某知名投資機構閉門年會的黃何，談起近20多年來香港的科創生態，顯得神采奕奕，未顧上翻手邊的菜牌。

尤其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發源于美國的“熱潮”席卷香港，hi-tech曾一度成為港島焦點。

不過香港人參與這場狂熱的主要方式仍是投資、投資、投資。

黃何告訴「甲子光年」，當時，大量熱錢進入香港，投向互聯網領域。

與美國和大陸不同，熱潮最主要的參與者不是創業公司，而是大集團、大公司，不管是做房產的、開夜總會的、賣水泥的，都會進軍“互聯網”，以提升股價或加速上市，在二級市場快速圈錢，普通市民則借此機會，繼續炒股、投機。

以low-tech發家的李嘉誠的兒子李澤楷也乘上了這場hi-tech的東風。

1999年5月，由李澤楷創立的盈科數碼登錄港股市場，作為香港最大的數據服務商，盈科數碼的股價在首個交易日飆升15倍，市值隨后快速突破2000億港幣，一度比肩李嘉誠的長江實業。

“稍有幾年經驗的前端工程師都可以拿到10萬港幣的月薪！”黃何回憶。

那也是香港互聯網科技人才短暫的“黃金時代”。

但隨著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香港市場的科網股全線崩盤。

盈科數碼的市值從5800億港元跌到200多億港元，并欠下百億美元債務。

大環境下，李澤楷大把拋售騰訊股份，把最初看好的籌碼早早棄掉。

行業一片唱衰，前端工程師的月薪也從10萬港幣驟落至兩三萬。

泡沫為美國留下了亞馬遜、雅虎，為內地留下了初代互聯網巨頭BAT，卻并未給香港這樣的“遺產”。

香港和內地不同的基因開始醞釀。

“”夢碎后，一批香港人本寄望通過投資地產，再次逆轉人生，沒料到2003年非典病毒爆發，房價暴跌近9成，很多人血本無歸，夢成泡影。

同一時期，內地互聯網公司的狀況也十分窘迫，新浪、網易、搜狐等公司雖已在美股上市，但在2001-2002年間，一度面臨被摘牌的危險，情急之下，這些公司甚至靠互購廣告刷盈利來“續命”，終于等來柳暗花明——2003年前后，SP業務忽然在內地興起，這讓垂死的中國互聯網公司枯木逢春；隨后在2007-2008年，內地的網游分發業務勃興，各公司又獲得了SP之后新的增長空間。

然而，SP和網游這兩次浪潮，香港均錯過了。

幾番大起大落，讓港人更加堅信了“Hi-tech揩嘢”的投資鐵律。

在錯過了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后，香港又錯過了第二個十年——如火如荼的移動互聯網創業中，香港也是“局外人”。

2014年，前文所述的Adam在經歷了香港跑馬地的融資不順后，轉而成為了“北上內地”的創業者之一。

他在北京國貿的一家星巴克里見到了一位內地投資人，他們很快敲定合作，后續的溝通都是用微信。

兩周后，Adam拿到新公司的第一筆投資。

“如果有外資需求的話我會在香港做，如果沒有，我不會考慮香港。

”Adam說。

原因：市場太小，房價太高香港錯失互聯網科技，原因幾何？一是市場規模太小，二是傳統產業的成功包袱，三是房價太高，四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式——許多香港人從骨子里不相信中國人能做好高科技。

狹小的市場規模是香港天然的、難以克服的短板。

包括240多個島嶼在內，香港面積僅1014平方公里。

雖滿滿當當地擠了740多萬人，但人口的絕對規模并不足以支撐需要從快速規模化中獲利的大型互聯網公司。

黃何在MailTime之前的項目TalkBox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2011年初，黃何作為香港科技公司GreenTomato旗下TalkBox的創始團隊成員，推出了手機即時通訊軟件TalkBox，不到一個月就獲得了100多萬下載量。

微信2.0的語音功能曾被指模仿TalkBox，從UI到錄音方式都和TalkBox的設計十分相似。

可最終，擁有騰訊用戶基數和龐大內地市場的微信成為市場贏家，一度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先行者TalkBox卻逐漸悄無聲息。

TalkBox的失敗有很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原生于香港的創始團隊當時沒有看清移動互聯網的流量玩法和規模化邏輯。

而當黃何創辦MailTime后，團隊也因為市場太小而最終離開香港。

“去美國，我就投你。

”2014年，真格基金創始人徐小平看過MailTime的項目后直接告訴黃何。

MailTime是一個支持多地、不同郵箱之間信息交互的溝通平臺，在徐小平看來，這個產品的最佳市場在美國，香港的市場太小。

就這樣，黃何團隊遠走硅谷，在TechCrunch Startup Battlefield的比賽中一舉成名，得到了評委和投資人的青睞——“出口轉內銷”，香港和大陸的資本都紛紛向黃何拋出了橄欖枝。

此外，香港在金融、房產等傳統行業上的輝煌，遏制了發展科創的急迫性。

至今，香港的支柱行業仍是金融、貿易及物流、旅游、專業服務這四大傳統行業，占香港GDP近60%。

近10年來，這種相對單一的經濟結構帶來的GDP平均年增速，略微超過2%，雖然不敵活力旺盛的中國大陸市場和亞洲四小龍中的其它三龍，但是高于歐洲等其他發達經濟體。

所以，香港并沒有經歷過活不下去的最低谷。

“香港現在的落后是過去成功的包袱，傳統支柱產業太成功了。

”香港科創局管轄的香港科技園首席戰略官JoshuaYau對「甲子光年」說。

除了前述兩大原因外，高企的房價、年輕人的求穩心態、崇尚“專業精英”文化，也是香港互聯網和科技創業土壤貧瘠的重要原因。

“上樓無望、上流困難、上位無門”，是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對當地青年生存現狀的形容。

就在股市崩盤的同時，1997年回歸后到2003年非典爆發前，香港房價持續攀升，最高點達到1萬港幣一尺，相當于11萬人民幣一平米，一個普通香港大學生畢業后的起薪大概在1.5萬港幣，工作10年，薪資可到兩到三萬港幣——這意味著若想買到一套中規中矩的房子，最起碼要不吃不喝數十年。

而今，香港有不止一個區位的房價已攀升至超過50萬人民幣一平米。

今年，香港已連續第8年被美國咨詢公司Demographia評為全球房價最難負擔的城市。

對“港青”來說，生存、買房，是壓在頭頂的大山，創業成了奢侈品，醫生、財務分析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是更被青睞的體面職業。

黃何告訴「甲子光年」，當內地計算機專業成為各高校的熱門專業時，在香港最受追捧專業一直是金融、法律。

計算機和工程學則最不受待見，“分數線最低、學生最土，畢業后又賺不到錢。

”年輕人是承載新經濟新勢力的力量，而在香港，他們對生存、買樓的渴望遠大于創業夢想。

最后可能也是最難改變的,是香港人的定式思維——許多香港人似乎不相信中國人能做好高科技。

這讓本來握有資本、國際化資源、信息先機的香港與科技絕緣。

不僅普通市民認為“hi-tech揩嘢”，就連精英階層也對中國本土科技公司缺乏信心到匪夷所思的程度。

李澤楷曾在1999年曾通過電訊盈科以220萬美元購買了騰訊20%的股票，但不到兩年，他就悉數清出手中股票，以6倍的價格賣給了南非的MIH集團。

當時的電訊盈科現金流其實相對充足，如果這些股票拿到現在，市值超過2000多億人民幣。

過早地拋售股票，證明李澤楷的團隊當時并不認為騰訊有機會成為全球性的互聯網巨頭。

中興也曾有港資的背景。

前中興通訊印度分公司CEO汪濤曾撰文寫道，20世紀90年代初之前，中興通訊還是中興半導體，是一家與香港資本的合資企業。

但在交換機業務有起色后，兩家港資公司與中興經營團隊間發生根本性沖突——港資力主盡快分掉利潤，而以侯為貴為代表的企業經營者則認為應該繼續加大研發投入。

最終雙方鬧翻，港資撤離。

在汪濤看來，一些香港人內心深處相信，中國公司在技術上絕不可能趕超歐美，頂多做些加工賺辛苦錢。

本來深圳的中興和華為兩家公司今天的位置，是有歷史可能性被香港公司占據的。

但香港卻似乎甘愿自我產業降級。

改變：500億的決心對于香港來說，再錯過下一波新經濟浪潮的代價是難以接受的，香港在求變。

香港自回歸以來，幾乎每任特首都有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發展科創，卻也都被質疑“有說法沒做法”。

董建華早在2000年就提出打造數碼港，發展通訊科技，這個愿景直到2013年才落地，雖然推出了一些利好政策，比如10萬港元的創意微型基金（CCMF）及免費辦公等福利，但真正走出的科創公司并不多。

一位大陸某投資機構的聯合創始人稱，不久前自己曾到數碼港走訪，但看到的多是從事金融領域的小團隊，“項目能做多大不清楚，能不能成為大企業也很難確定。

”如今，在中央明確表達支持香港成為科創中心的聲音下，香港也加大了對科創的投入力度。

今年初，香港政府新增500億預算支持科技創新發展。

這是香港回歸以來，最為認真、最為堅決的一次。

在香港科技園首席戰略官Joshua看來，今年香港為發展科創預留的500億港元彰顯了足夠的決心：“這500億在財政司預算里的第一個項目就是發展經濟多元化，大陸在這方面的優勢越來越明顯，香港不能不為未來打算。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上任一年對科創抓得非常緊，她與北京方面也很有默契，香港科創還是很有希望的。

”這次港府主要扶持的正是新技術的創業，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機器人被視作可能的重點抓手。

香港不可能回到低端制造業的老路，“目前香港無法再重新去發展工業，因為市場就那么大，地就那么多，工廠最多再建50家，沒有用。

”Joshua認為，科創是香港唯一的出路。

除了500億預算，還實行“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幫助數碼港和科技園的科創公司引進海內外頂尖人才；同時，證監會經5年醞釀，終于推出了港股IPO新政，落實“同股不同權”，并降低生物科技公司上市門檻。

要發展后互聯網時代的高新科技，香港有著一定的優勢——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似乎為這片土地帶來了新的可能。

與互聯網邏輯不同，由于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是需要相對長時間投入的“慢賽道”，第一階段的戰事，對人才和科技持續投入的重要性，大于是否有一個廣闊的市場。

而上市、融資渠道更為通暢、法律更為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更為嚴格等條件優勢，使香港有可能獲得新的機會。

狹小的市場規模不再成為無法克服的短板。

以色列是一個范本——擁有800多萬居民的以色列和香港人口規模相當，同樣是自然資源相對匱乏的“彈丸之地”，以色列仍然誕生了Mobileye、Viber等全球知名的技術公司。

這側面印證了，在硬科技、深科技的創業中，香港所不具備的龐大市場空間并不是必要條件。

高密度的科技人才是香港進軍新科技的另一基礎。

香港擁有全球百強大學中的5所，香港科研人員入選國家計劃專家庫的人數已達192位。

早在上世紀80年代，當時香港政界風云人物鐘士元就預料到，香港回歸后，國家在經濟方面將加快全面開放，香港的“自由港”優勢會逐漸減弱，加上新經濟的沖擊，香港如果沒有自己的科技力量，必將落于人后。

在鐘士元的提議下，香港科技大學于1991年10月正式成立。

短短20多年，港科大已躋身世界大學50強。

論科創氛圍，港科大在當地7所高校中排在前列，學校每年舉行科技創新比賽的獎金高達一百萬港幣；校方還把一間超大的辦公室分割成若干隔斷，給學生做創業辦公室，并允許他們把香港科技大學印在名片上。

這條產學研的轉化之路也已初見明星案例——大疆和商湯。

2006年，依托在港科大的研發積累和導師李澤湘教授的幫助，汪滔在深圳創立大疆科技。

那時正趕上航模升級、互聯化和影像系統需求爆發的交叉點，大疆得以迅速占領市場，成為中國無人機行業的領頭羊，如今估值已超過200億美金，成為港科大的金字招牌。

毗鄰香港科技園的香港中文大學也走出了商湯科技。

最初于2014年在香港科技園成立的商湯科技是成為全球計算機視覺技術商業化的開拓者，目前估值已達到45億美金。

大疆和商湯雖不算24K純香港品牌，但其成立和成功與香港關系密切，這帶動了香港科技創業的新勢頭。

2017年，全港產生了2200家初創企業，年增速達到16%，香港的初創生態有逐漸萌發的趨勢。

剛剛當選為香港科創局再工業化委員會委員的視野機器人聯合創始人岑棓琛也告訴「甲子光年」，近一兩年，他發現香港大學生的創業意向增加了不少：“年輕人畢業后，第一個反應不是打工，而是我要當老板。

”同一時期，部分香港投資人開始對深科技、新科技表現出興趣。

岑棓琛在創立視野機器人公司時獲得了港商陳嘉浩的投資。

此后，陳嘉浩一直是視野機器人的投資人。

視野最困難的時期，陳嘉浩甚至賣掉自己在內地的票務公司來支援視野，現在，他成了視野的合伙人。

李嘉誠旗下的維港投資，是香港本土最大的投資機構之一，過去的投資項目都集中在硅谷和以色列，而在半年前，維港第一次投資了一家香港本土科技公司——專注于自然語言處理的有光科技（Fano Labs）。

然而，香港要發展新科技也有積累而成的不利因素。

首先阻礙互聯網發展的高房價和傳統支柱行業的“成功包袱”依然如故，這兩點繼續成為新科技的“攔路虎”。

除此之外，要發展新時代的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香港還有一個短板——制造業的空心化。

在上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香港一度是亞洲的制造中心，已具備了塑膠、鐘表、紡織等等相當完備的產業鏈。

1980年，一個熟練的香港技工平均月薪將近3500元，而銀行從業者也不過4000元左右，1985年，香港制造業工人達到85萬，占總就業人口的42%，“香港制造”可謂盛極一時。

但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后，大搞“三來一補”，以更廉價的勞動地、更廣闊的市場和更優惠的政策吸引了眾多香港“廠佬”紛紛北遷生產線，有些商人甚至關掉了香港本土的研發和銷售基地，為香港制造業在80年代之后的“空心化”埋下了伏筆。

而且香港制造業也有一個先天不足，以低端的輕工業為主，在還未完成制造業升級前，就先行完成了“制造業轉移”。

然而對人工智能、機器人的發展來說，制造業體系是重要的數據來源、供應鏈支持，也是重要的應用場景。

盡管挑戰重重，這一次香港政府確實表達了發展科創的決心，甚至對可能成為新勢力包袱的傳統支柱產業，也擺明了態度。

在去年底舉行的“香港經濟峰會2018”上，香港科創局局長楊偉雄曾表態：發展區塊鏈、電子支付、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雖然可能沖擊銀行業，但同時會提高效率，給客戶帶來新體驗——至少從這位港科創事業的推進者的角度來說，哪怕“沖擊銀行業”，香港也一定要提高科技創新的能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古典金融”市場之外，香港相對開放的政策環境也促進了加密數字貨幣的金融市場和與之相關的區塊鏈創新的發展。

例如，MailTime簡信已發行自己的Token——MDT（量數幣）。

MailTimeCMO盛以宣認為，香港金融市場相比大陸更開放，如果港交所愿意支持更多金融創新，并且科技領域的政府官員在相關峰會活動上，明確傳達香港的對具體領域的優惠政策，相信會帶動相關產業發展。

成熟的金融體系加上香港人對金融的敏感嗅覺，也許，區塊鏈、金融科技等會成為香港在科創上超車的優勢。

“總之hi-tech可以撈嘢，而不是揩嘢。

”楊偉雄說。

走吧，去香港上市！如果說以上條件和基礎還需要時間的沉淀和檢驗，那么香港現階段對科技力量最大、最直接的吸引力就是IPO——一條更為通暢的公開融資渠道。

一位參與數家科技公司赴港上市的內地投資機構聯合創始人表示，公司在香港上市，會讓國際投資人更有信心——香港的法律、制度比較健全，而且和國際接軌，如果心儀的大陸公司在香港上市，國際投資人可以更方便地做到無障礙投資，減少與大陸企業的溝通成本。

從公司角度來說，某知名駐港國際投行的董事安然告訴「甲子光年」，由于騰訊等公司的帶動效應，香港市場對科技股的接受度逐漸提高，香港給予內地高科技公司的估值，將慢慢向美股靠近。

而且，內地的科技公司赴美上市，會受到嚴格的限制，董事要承擔很大的法律責任——美國的證券法允許集體訴訟，比如facebook股票下跌，曾引受損失的投資人集體訴訟，一旦訴訟成功會對企業造成致命打擊。

而香港資本市場仍是華人主導的環境，語言統一、路演順暢、時區相同，對公司和投資方來說都有諸多便利條件。

曾任摩托羅拉亞太區CTO，為多家香港、內地公司擔任顛覆性創新顧問的潘釋正告訴「甲子光年」：“內地上市公司在面對海外投資機構時，會擔心自己提供的數據有多少水分，而香港基本不存在這種情況。

”6月25日，小米集團在港交所正式啟動公開招股。

談到為何到香港上市，小米首席財務官周受資表示“政策方面，香港市場不同于內地，如‘同股不同權’，這些我們都特別支持，這已經有很多成功慣例，尤其在美國，也為股東等提供了長期價值。

上市的時間點方面，我們看重市場的長期發展，香港對接國際投資者，內地以國內投資者為主。

”從市場反饋來看，2018年的港股的確迎來了一個科技股的上市高峰期。

螞蟻金服、小米、美團、嘉楠耘智等都選擇赴港上市。

不過目前港股上市的火熱，并不完全代表著科技公司對港股的看好。

因為按港股上市的流程倒推，IPO的決策大多在6到9個月前做出，當時港股的吸引力在于行情很好，股價較高，且正在醞釀“同股不同權”的改革，是理想的融資平臺。

相比之下，A股的IPO退出渠道不太通暢，這是很多科技公司選擇赴港上市的原因。

而今年以來，受到全球金融市場動蕩的影響，港股走勢不再如去年亮眼。

前述內地投資機構合伙人就不太認同港股對科技股的估值能與美股匹敵的觀點。

他認為，香港二級市場目前最看重的仍是利潤，一時無法產生巨大利潤的科技公司并不一定能在港股獲得預期中的高估值。

對于小米、美團等明星公司港股上市后的表現，大部分人都表現出了悲觀。

“預計極速破發，然后緩緩上行吧。

”一位在港股有多年經驗的咨詢機構合伙人對「甲子光年」評價小米上市后可能的走勢。

如果小米股價疲軟，未來可能影響其他科技公司赴港上市的熱情。

同時，香港的股市就算能受到更多科技公司追捧，也并不足以直接帶動科技創業的生態。

如果只是安靜地當高科技公司的上市地，香港仍然無法實現真正的“科技轉型”。

悲觀者的香港，樂觀者的香港2016年初，英國《獨立報》報道：英國有民調機構以“你認為世界在變好還是變差？”為調查題目，訪問世界各地網民。

其中，最樂觀的是中國內地人，逾4成人認為世界在變好，最悲觀的則是香港人，近7成人感覺世界在變差。

在這輪采訪中，「甲子光年」接觸的大多數人士都對香港本土發展科創事業呈悲觀態度。

在悲觀者看來，二級市場對科技公司的吸引，并不是足以帶動香港科創生態的充分條件。

近兩個月來，為吸引海內外人才和初創公司，香港科技園正在密集地與全球AI、機器人的頂尖高校、研究者和創業公司做需求訪談。

面對熱情的香港科技園，除了已有赴港上市計劃的公司外，絕大多數公司卻反應平平，甚至很多公司連聊的時間都不愿意給，表示“幾年內都沒計劃去香港設立辦公室。

”他們對香港敬而遠之，最大的顧慮仍是市場、人才的相對匱乏和高昂的租金成本。

從政府力量看，雖然包括香港科創局、香港科技園在內的香港政府方面表現出了極大決心，但單依靠政府力量并不能改變一個市場長期積累的基因。

從1997年回歸以來，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三任特首都說要大力發展科創，并出臺了相應政策，卻收效甚微，如今林鄭月娥掛帥，是否會重演“狼來了”的故事？當然，在樂觀者看來，香港依然有著角逐新經濟的機會。

一直浸泡在香港創業圈一線的盛以宣，從2013年開始就參與StartupHK的創業扶持組織的運營，在見證了聯創空間、硅谷回流孵化器的失敗后，她依然相信香港的科技創業會有改觀。

她告訴「甲子光年」，香港本土并非沒有好的想法和技術團隊，雖然這些年本土的公司大多未能大放異彩，但持續閃現的創新精神給了她“希望”的底氣。

海銀資本創始合伙人王煜全是堅定看好香港的意見領袖之一。

他認為，香港作為金融平臺，可以將中外資本合作有效對接，形成完整閉環。

中國有強大的制造業資源，若能與美國的創新中小企業深度合作，將對我國的智能制造業形成強大助力。

目前，他投資的表情機器人公司Hanson Robotics的總部已搬到香港。

香港有特殊的區位優勢。

Joshua認為，當前貿易摩擦局勢復雜，反全球化浪潮抬頭，中美企業在創科上進行合作，從中短期看會比較困難，這個時候香港可以發揮自己的平臺優勢，打造國際創科人才中心，吸引內地公司和海外大學來香港進行研發合作。

潘釋正告訴「甲子光年」，阿里等頭部公司，都在香港設有辦公室，以方便輻射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市場，這是基于香港歷史背景，“香港在語言、文化、金融、法律、國際商貿、物流等方面與西方接軌比大陸更有優勢”——利用香港去開拓東南亞市場，會成為內地企業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戰略據點。

大疆科技的董事長、港科大教授李澤湘認為，目前香港其實到了一個很好的發展科技的時間點：大灣區戰略和“智能時代”新科技變革的雙重機會。

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在新的智能科技創新創業中，研發要素的重要性上升，市場規模不再成為決定性的短板。

另一方面，在大灣區的圖景下，香港和深圳并不是完全成為的競爭關系。

在馬化騰提出“大灣區”概念之前，一些整合了香港、深圳、東莞等地資源的“大灣區公司”就已經成批涌現。

近10年來，由香港高校的教授和學生創立的機器人、人工智能領域的知名公司還包括從港科大走出來的固高、大疆、李群、云州、逸動科技、第四范式、新元素等；和從港中文走出有商湯科技、思為諾、易視智瞳；從香港大學走出來的有光科技等。

這些起源于香港高校，在深圳、廣東落地或設有分公司，整合“大灣區”優勢的科技企業，是典型的“大灣區”公司。

落地深圳的易視智瞳創始人黃卜夫告訴「甲子光年」，包括他自己在內，團隊里每天有四分之一的人從香港到深圳過境上班。

他在港中文的同學組成了公司最初的研發團隊，而深圳及附近的完整生態鏈、相對低廉的創業成本，則有利于他們開發軟硬一體的技術解決方案。

Joshua曾聽前日本首相的一位顧問評價：“一個灣區的發展最重要有三點——人才、資本、供應鏈。

”硅谷有人才和資本，而大灣區三者皆備。

“大灣區完善的供應鏈可以把科研成果產業化，比如生物科技領域，從頂級醫療器械核心配件到普通零件的整個供應鏈都可以在大灣區實現，從而大大降低成本。

”在大灣區的范圍內，香港相比深圳、東莞、珠海等地，具有壓倒性的高校科研優勢。

Joshua認為，大灣區完全有實力聚合技術、人才、市場、資本、生產體系等多種要素，而香港在其中可以扮演研發中心的角色。

今年5月，商湯和阿里聯手在香港成立了AI實驗室，旨在為香港初創企業提供技術、資金支持。

對香港的科創發展來說，這是一個好兆頭。

蛻變總是艱難的。

究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香港也許不必再出一個李嘉誠，卻期待成批的改革者。

97之后無故事的香港，并不是沒有續寫新故事的可能，但首先要聚合一群相信新故事的人，和更多愿意挽起袖子、弄臟雙手、沖破藩籬，讓新故事成為現實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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