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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4月3月,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超過100萬、死亡人數超過5萬。
這場大流行病,引發了各國民眾對于國家醫療能力的擔憂。
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在2018年發布了《2016年全球疾病、傷害和風險因素負擔研究報告》(Global Burden of Diseases, Injuries, and Risk Factors Study 2016,下稱GBD),對195個國家和地區在1990到2016年間個人醫療服務的獲取情況和質量進行了評價。
這份報告將在有效護理情況下不應發生死亡的32種疾病的死亡率作為評估指標,依此計算出世界各國的醫療可及性和質量指數(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 Index,以下簡稱HAQ指數)。
各國指數分布在0到100之間,分值越高,說明該國個人獲得的醫療服務機會和質量越高。
透過這份報告,我們可以看到,全球的醫療能力差距有多大?哪些國家的醫療能力更強?中國的醫療能力處于什么水平?1、全球各國醫療能力總述整體來看,世界各國的醫療能力與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關。
我們參考《柳葉刀》對HAQ指數的劃分,在世界地圖上繪制出各國醫療水平分布情況。
可以看到,北歐、北美、大洋洲等經濟發達地區的醫療能力最強,其次則是拉美、東歐、阿拉伯地區和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處于醫療質量水平末端的國家主要分布在非洲、東南亞、南亞等地區。
全球醫療能力前20的國家,主要集中在歐洲HAQ指數得分最高的冰島,在包括新生兒異常、慢性腎臟疾病在內的17種疾病HAQ指數得分上都達到最高的100分。
挪威、荷蘭、盧森堡、澳大利亞、芬蘭、瑞士、瑞典、意大利和安道爾躋身前10行列。
這些國家在更廣泛的疾病上得分較高,包括疫苗可預防的疾病、傳染病、母嬰健康以及癲癇、糖尿病等需要復雜病例管理的疾病。
可以看到,這些醫療能力得分較高的國家,大多數對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更低的人口數量或密度。
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的特點就是地廣人稀,而安道爾和盧森堡這樣的袖珍國家,人口和領土甚至還比不上一些超大城市。
雖然歐洲國家的整體評分都挺高,但我們也能看到一條明顯的界線——以德國和意大利為界,西歐國家的整體評分都在90分以上,而東歐國家得分則主要分布在64-80之間。
東西歐的差距還不算特別大。
全球排名第一的冰島,與排名末尾的中非共和國之間,分差達到78.5,而這個差值在1990年是76.4——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之前的差距甚至略微擴大了。
我們注意到,在中非共和國,結核病的HAQ得分甚至為0,這意味著如果在中非共和國患上結核病,幾乎無法得到基本的救治。
而在歐洲國家,醫療系統已經能夠為結核病患者提供十分完善(HAQ指數接近100分)的治療。
常年處于戰亂、經濟條件比較落后的索馬里、阿富汗等非洲國家,HAQ指數也基本在20分上下徘徊,醫療能力排名靠后。
值得反思的是,在這次疫情中,領先全球的醫療能力并沒有成為眾多歐洲國家的保護傘。
醫療能力排進全球前10的意大利,目前累計確診病例數已經超過74000例。
而美國、西班牙、德國等疫情十分嚴重的國家,醫療能力排名也靠前。
我們并不是說各國疫情發展與醫療能力呈負相關,畢竟很多國家還沒有實現廣泛檢測——但是,即使是這些醫療能力領先全球的國家,在疫情的大潮中也好像在“裸泳”。
這只能告訴我們,面對一場突如其來的流行病,醫療只能構成抗疫能力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國家機器的運轉效率、保障物資供應的工業生產能力以及民眾的觀念習慣等,都會決定一個國家能否有效地抑制疫情發展。
2、哪個國家的醫療能力進步最大?當然,醫療能力仍然是抗擊疫情的最大底氣。
我們也看到,這些年來,大多數國家的醫療能力都獲得了顯著提升。
從1990年到2016年,在195個國家和地區中,有186個國家和地區顯著提高了自己的HAQ指數得分。
其中,中國是在2000年到2016年間HAQ指數增長最快的國家,增長率達到24.6%。
2016年中國的HAQ指數得分為77.9,從2000年的百名開外躍升至全球第48名。
除此之外,16年間全球增長最快的國家主要集中在HAQ指數得分在40-80分區間的國家。
增長率達到20%以上的國家還包括赤道新幾內亞、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孟加拉國。
在此,研究人員還引入了SDI(SDI,即社會學人口指數,由人均收入水平、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總生育率來綜合衡量國家發展水平,將國家分為5個發展等級:低、中低、中等、中高、高水平),嘗試比較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在醫療能力上的進步幅度。
他們發現,在中等SDI國家中,除了中國,馬爾代夫、赤道幾內亞、秘魯和泰國的醫療能力也取得了顯著的增長。
中國醫療體系的飛躍式發展可以追溯到2009年發布的《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
以此為重要節點,中國開始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遍及城鄉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醫療保險體系。
經過這些年的努力,中國目前覆蓋全國城鄉的醫療、預防、保健、監督等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已經達到近30萬個。
而在高SDI國家中,韓國和塞浦路斯取得了最大的進步。
以韓國為例,韓國在2000年后較為重大的醫療舉措包括在2002年1月制定的《醫療給付法》和2002年公布《國民健康保險財政健全化特別法》。
前者是對那些享受不到醫療保險的低收入階層的支援制度。
后者則是將從前按各級政府支付的醫療費用統一由國家健康保險公司支付,實現保險財務的合并一元化。
而黎巴嫩、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則是在中高SDI國家中進步最大的。
其中,土耳其和韓國類似,在千禧年后大力發展醫療保險和公共醫療行業。
土耳其國家醫療保險目前覆蓋大部分城鎮,享受醫療保險者在公立醫院就醫幾乎免費。
醫療旅游近幾年甚至成為了土耳其的經濟發展熱點——便捷的醫療服務、相對于歐洲更加低廉的醫療價格,吸引了很多的歐洲人。
這些國家進步最快,主要是得益于在可預防疫苗的疾病(例如麻疹、百日咳)、某些傳染性疾病(例如腹瀉病)和某些癌癥(例如白血?。┓矫娴尼t療能力進步。
而這些疾病死亡率的大大降低,與當地推廣疫苗、醫保等公共醫療服務措施有著很大關系。
3、要提升醫療質量 中低水平國家要付出更多醫療質量的提升背后,是真金白銀的資金投入。
報告指出,國家HAQ指數與人均政府衛生支出存在著正相關。
2016年中國衛生總費用總計達7000億美元,占GDP的比重也由上一年度的6%提升至6.2%。
但決定醫療能力的不僅僅是資金投入。
在HAQ指數得分在40到70之間的國家中,得分相似的國家所花費的資金差距可以達到三倍。
除此之外,HAQ指數和每千人擁有的醫生數目呈現正相關。
根據國家統計局在2018年公布的《國際統計年鑒》,在已公布的國家數據中,德國以平均每千人擁有4.2名醫生位居榜首,而德國的HAQ指數也高達92.0。
其他得分在90以上的高分國家,人均醫生數也在3以上。
而人均病床數只有0.1的柬埔寨,HAQ指數就只有39.4。
總體而言,更高的人均醫療資源,勢必會促進這個國家民眾享有更好的醫療服務機會和質量。
政府在醫療方面的投入對醫療可及性和質量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醫療水平處于中下游的國家而言,投入產出比并不穩定。
《柳葉刀》認為這可能與許多中低收入國家在癌癥和其他非傳染性疾病方面的收益增長相對更慢有關。
與此相對,高收入國家往往能以相對低的成本去提升醫療技術。
4、地區內部醫療能力發展不均 仍是主要問題對于這些醫療能力處于中下游的國家,即使已經取得巨大進步,但內部各區域醫療能力發展的嚴重不均,也還是掣肘它們整體醫療水平進一步提升的一大問題。
1990年至2016年間,醫療能力較高的國家發展更加均衡,內部區域的差距顯著縮小。
但在大部分醫療能力中等或者較低的國家,內部各區域的差距幾乎沒有縮小的趨勢。
而其中,內部醫療能力發展最不均衡的國家就包括中國和印度。
《柳葉刀》給出了包括日本、英國、美國和中國、墨西哥、巴西、印度在內7個國家內部省級行政區域之間的醫療質量差值。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英國和美國內部各地區醫療能力差距較小。
尤其是日本,縣與縣之間的絕對差異在2016年縮小到只有4.8。
而中國、墨西哥、巴西和印度的內部各地區醫療能力差距仍然比較大。
在中國,醫療能力評分最高的地區是北京和上海,HAQ指數可與最發達的歐洲地區比肩;接下來是遼寧、天津、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6個東部沿海省市,位于全球前1/5國家的水平,而西部省市則多位于全球后1/2國家的水平。
中國醫療能力的強弱,仍然呈現出東部>中部>西部的階梯式分布。
在國內,患者異地就醫就是這種區域醫療能力差異的體現。
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大城市擁有更強大的醫療能力,往往吸引全國各地的患者前往。
但除了異地就醫、遠程馳援,如何進一步縮小各地區之間的差距,才是更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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