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艙門關上之后，即將開始一段旅行的謝冠宏接到了上司富士康老板郭臺銘的電話，郭讓他馬上趕去開會。

雙方因為謝的休假開始時間發生了誤會，郭臺銘認為謝冠宏正式休假應該是在第二天。

管理100多萬人的老板一直是令出必行，“擱在以往肯定是下了飛機就趕飛機回公司，但是那次我沒回。

”謝冠宏對《深網》說。

就這樣，在富士康管理數萬人的謝冠宏“被解雇掉了”。

那是2012年，謝冠宏50歲。

說到這些時，戴著眼鏡的他顯得很平靜，失業對他似乎并是一種痛苦，反而是一種解脫。

在富士康期間，謝冠宏判斷出數字化、電子化趨勢，先后拿下蘋果iPod、iPad的訂單。

此前在亞馬遜Kindle軟硬件設計和整合過程中，謝冠宏貢獻頗多。

他把對Kindle的生產稱為JDM，比ODM多了聯合開發工作。

閑下來之后，謝冠宏有一陣子感到輕松，他沒有想過回臺灣創業，而是留在了深圳，“他們都叫我大陸人，只有口音上還有些像。

”小米當時正值用人之際，雷軍約談了謝冠宏。

謝冠宏考慮到從合作方富士康進入小米，有“旋轉門”問題。

實際上，他顯得有點多慮，在小米模式火爆的時候，通過“旋轉門”進入小米的人不在少數，比如高通的王翔。

但是，他過不了這一坎，放棄了，留給雷軍一個圍繞小米做系列生態鏈公司的建議。

在深圳，謝冠宏棲身在龍華的一座茶樓里尋找創業機會。

茶樓不遠的地方有一家日本料理店，白天喝茶談事，便宜；晚上餓了就去料理店里談事，“再晚也不會趕人走。

”謝冠宏說。

有一次談事很晚，吃飯時，一位同事想起來那天是他生日，幾乎都忘了。

謝冠宏有些感慨。

他離開富士康之后，原先的部門換了新領導替代他。

但是有幾個人裸辭跟了過來，包括合伙人林柏青和章調占。

在一張紙上，他與早期幾名創業者畫了一張圖，圍繞著手機，有充電寶、耳機、手機殼等周邊產品，最終選擇做耳機。

邏輯很簡單，智能手機起量，對耳機必然有更多、更高需求。

2013年，他給公司取名1MORE，鞭策自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對謝冠宏而言，“年紀大了出來創業，能夠再多一次機會，做不一樣的事情。

”1More后來諧音為萬魔聲學，公司主要業務是做耳機，早期客戶是小米。

跟隨著小米為代表的智能手機一路發展，2018年，1More累計賣出5000萬條耳機，入主上市公司共達電聲，謝冠宏轉身成為董事長。

謝冠宏創業后第三年，來自臺灣的郭柳宗也來到北京，創辦釹鍋智造機器人公司，成為小米第50幾位生態鏈企業。

與謝冠宏類似，郭柳宗也是臺灣富士康制造業出身，創業切入口是做既有價格優勢又智能超常的兒童陪伴機器人。

“這件事在臺灣干不了，大陸有更廣闊的市場。

”郭柳宗對《深網》說。

因為機器人要用到人工智能自然語言處理，郭柳宗了解到一家叫竹間智能的公司，創始人簡仁賢同樣臺灣出生。

簡仁賢先在美國微軟工作，后被派到中國區。

在微軟參與小冰研發后，他看到人工智能趨勢中對于語言處理的迫切需求，打算專項突破，成為自然語言處理中to B平臺。

在科技創業的大陸上，臺灣人謝冠宏、郭柳宗和簡仁賢等人有意無意地引導了一波新潮流。

與上一代半導體、芯片加工、制造業臺積電、富士康不同，與早期臺灣來的康師傅、統一和徐福記等品牌也不一樣，這一波新的創業公司，一開始就以大陸市場為目標，具備更強科技屬性。

盡管他們現在體量還小，卻在大陸的產業架構中學會了游泳，摸索前進。

對此青年創業者楊方儒比較有感觸。

他在大陸做過商業記者，現在臺灣做一個類似于今日頭條的創業項目Knowing。

作為長期奔走在大陸與臺灣之間的觀察者，楊方儒告訴《深網》，臺灣錯過了移動互聯網，但在這一波移動互聯網創業浪潮中，臺灣有一二十名幸運者搭上了大陸創業風潮。

深圳大產業，臺灣“小確幸”帶著多年工作經驗，滿配創業，后來富士康一些昔日兄弟裸辭追隨而來，1More的成立可謂天時、地利、人和都占了，但是，真正邁出第一步卻遭遇失敗。

在公司只有六個人的時候，謝冠宏和同事們設計了一款耳機，起訂單量1萬支。

因為耳機上按鍵設計不理想，謝冠宏沒好意思交貨去賣，陸陸續續作為免費禮品送了好幾年。

以一支耳機60元成本來算，至少60萬元交了學費。

謝冠宏從此學會了做產品要小心，不妥協。

好在1More早期融資順利，損失不至于傷到筋骨。

很快新機會來了。

瑞聲科技幫小米做了一個橘子色耳機，交不上貨，失敗慘重，損失幾千萬。

瑞聲科技項目負責人向雷軍介紹謝冠宏接手解決。

謝冠宏設計了“拉都拉不壞”的耳機線。

其中一個硅膠集線器，反反復復，短時間內模具改了50次。

最終達到放在地上汽車壓不壞，耳機放在里面踩不壞標準。

深圳產業鏈配套齊全，全球沒有幾個地方與比肩，卻也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做到。

“你去試試看，他會不會給你改50次。

讓合作伙伴相信你，你不是瘋子，不是神經病？”謝冠宏說。

熟悉行業，并且一貫的好口碑起到積極作用。

這款采用鈹振膜的耳機產品，在小米網上競猜價格，大多數人都給出150元價格預期。

最終，耳機零售價99元，遠低預期價格，首批上萬條耳機一售而空，然后追加訂單。

把之前一萬條損失彌補回來之后，“第一年這個案子成功了，大賺錢。

”謝冠宏說。

這次合作后來演變成小米與生態鏈公司基本模式。

謝冠宏想出一個新概念，叫作聯創模式，以出廠價交付給小米、網易等客戶，比如99塊錢出廠價，只是材料費和加工費，不加任何其它費用。

最終售價減去出廠價的余額，“你一半我一半對分。

”此后，1More發展迅速進入正軌。

小米與順為資金、GGV、IDG、新加坡主權基金等機構的投資也進來，但沒有臺灣資金。

與此類似，郭柳宗的釹媧創造機器人公司啟動之時，也沒有從臺灣找到資金。

處在創業前期，郭柳宗感受更深。

在北京華潤五彩城小米辦公樓旁一座咖啡廳里，郭柳宗拖著行李箱、架著公文包出現了。

他說，幾乎一個月來回大陸和臺灣四次，每周都在飛。

與《深網》長談兩小時，他分析了來大陸創業原因。

第一，臺灣市場小；第二，最嚴重問題是臺灣創投業不像大陸積極有活力，臺灣大部分VC都投中后期。

曾經，郭柳宗拿著商業計劃書尋找投資時，問過很多臺灣地區投資者。

“早期沒有銷售數字的，做互聯網用戶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基本上拿不到錢。

”郭柳宗說，“不像大陸這邊有人愿意給你機會。

”釹媧拿到小米投資的時候，還沒有注冊登記。

注重數據的臺灣投資者不相信“空話”，相應地，冒險積極性跟大陸比起來有差距。

即便后來郭柳宗注冊好公司，做出樣品之后，“在臺灣還是找不到資金。

”受限于市場狹小、冒險意愿不足，郭柳宗感受到臺灣整個創業氛圍不如大陸。

“我們叫做小確幸。

即使到今天，很多臺灣人覺得做一個小生意，開一個咖啡廳很悠閑。

而不是大陸這邊創業者一波接一波，大家都想改變世界，以馬云和雷軍為標桿。

”結果，年過四十，謝冠宏、郭柳宗和簡仁賢不約而同選擇在大陸搏一個機會。

臺灣企業家是不是在郭臺銘、張忠謀之后有一個斷層？Knowing創始人楊方儒覺得有這個現象，像馬云所描述的，“白發蒼蒼的老人在談創新。

”也有一些臺灣年輕創業者來到大陸淘金。

楊方儒的一位臺灣年輕朋友在大陸做“活動行”APP，公司搬到北京后發展還不錯。

活動行是一個活動報名與售票平臺，與傳統的郵件、電話/短信和現場報名方式相比，活動行線上報名與售票平臺更省時省事、活動管理功能更強更全，隱私、數據更安全。

“臺灣只有2300萬人，一年才幾千場活動，但在大陸機會則多很多。

”擺脫制造業窠臼早在上世紀90年代，臺灣有一波做鞋子、帽子等加工行業的企業家來到大陸開廠設店。

幾乎與此同時，跨國公司微軟、惠普和思科等也向大陸派駐人員，區管理層很多是臺灣人。

這導致那段時間大陸商界冒出很多臺灣面孔。

竹間科技創始人簡仁賢即是從美國微軟派駐大陸。

他在臺灣大學畢業之后，去美國繼續讀書深造，畢業后留在美國微軟，然后被微軟從美國派到大陸。

“當初從微軟調到北京，我最主要目的是想要熟悉整個中文市場，還有亞洲市場的日本、韓國等。

”簡仁賢告訴《深網》。

做了微軟人工智能產品小冰和小娜之后，簡仁賢拉上CTO翁嘉頎等人一起，開始創業，深耕人機交互中自然語言、語意處理市場機會。

對于為什么不把創業想法在臺灣落地，而選擇大陸？簡仁賢的回答很簡單：大陸的中文市場是全宇宙最大的。

由此，他的競爭對手變成了科大訊飛、百度和微軟等大公司。

趕上人工智能風口，竹間科技很快獲得了金融業客戶招商銀行。

“大陸公司對新事物、新技術的接受程度更高。

”簡仁賢向《深網》說起這些時，顯得有些興奮。

他自己也愿意嘗試一些新事物，“我可能比你騎摩拜單車更多。

”“百度、訊飛做不好，技術很難的。

”簡仁賢的自信來自對于復雜語意的理解技術。

“第一要理解上下文，第二個要能做到多輪對話，第三個它要能夠做到實體識別。

”簡仁賢舉了一個例子，招商銀行信用卡有兩三百種，每張卡上個月，“麥當勞總共吃了多少錢？快餐吃了多少錢？單筆超過200塊的刷卡有幾次？”他認為這些語意識別，甚至微軟和IBM Watson都做不了。

以專注團隊，集中于力量于大公司暫時無力顧及之處，單點突破，這是簡仁賢的戰略。

“我大概面試過幾千人，一個一個手把手招來的。

”把人才聚集起來發揮，去不斷地爭取領先于行業的技術優勢，成為簡仁賢每天面對的挑戰。

竹間科技離職員工武劍（化名）告訴《深網》，作為創業型公司，竹間科技需要拿到三四個月技術領先時間窗口，如果技術不往前跑，別人三四個月就可能追上。

而竹間所處在行業，BAT都有涉及。

長久來看，將比拼綜合實力。

時間一久，創業公司成長不夠快，如何留住人才是難題。

臺灣從制造業過來，臺灣地區管理風格，就像富士康一樣，會對員工算得比較精明一點，不像大陸這邊有一些創業公司老板花錢比較大氣。

臺灣創業者給期權、股票，不像大陸創始人給得爽快。

武劍評價，“好處是，臺灣管理相對而言精細化，比較規范，但薪資待遇摳門一點。

”由此，臺灣創始人不像大陸公司創始人對員工有很強的感召力和人格魅力。

面對人才市場競爭，釹媧創始人郭柳宗選了一個折中方案，資金大陸找，一部分研發團隊留在臺灣。

臺灣人員相對穩定，研發人才薪資相對大陸而言便宜一些。

“大陸機會太多，做算法的太搶手，本科生剛畢業，年薪40萬起，臺灣沒有那么高，20多萬（人民幣）。

大陸做算法的，做三五年薪水可跳到100萬，嚇死人。

”郭柳宗說。

臺灣制造業留下了另外一個管理弊端，武劍說，“像富士康一樣風格，上下級比較嚴格，高一級就是高一級，很多臺灣公司普遍如此。

”從富士康出來的謝冠宏創辦公司時對人力成本糾偏。

“能不能不要每天在那兒搞管理，每天搞流程？”1More成立五年，第一年公司只有50多人，沒有獨立的人力資源部門，后面三年只有一位專職的人力資源，到今年人員增加到200多人后，才又加了一個助理。

他想引入一種簡單管理，不搞那么多KPI。

“要理解數字、成績、利潤、營業額，這此都是結果，成敗因素不在于這些數字。

最終，1More公司留了一個KPI，是否能成為最受推崇的科技公司。

”在遠離深圳的中部省份湖南省一個偏遠地方，叫作炎陵縣，這里離最近小機場開車要兩小時，1More通過招商引資，最近在當地設了一個廠，以本地員工，裝配耳機。

在工廠車間里，《深網》看到穿著白色制服的員工，不緊不慢地焊接耳機線，組裝耳機。

墻上貼著鼓勵個人責任心的宣傳語。

謝冠宏向身邊參觀嘉賓介紹，“不靠流水線趕著人走。

”與制造業集大成者富士康相比，有些變化已經發生。

著眼長跑道坐在從炎陵至衡陽東的大巴前排座位上，謝冠宏和《深網》完成了訪談。

他稱工作中遇到四位好老師，分別是亞馬遜貝索斯，蘋果公司的托尼，富士康的郭老板，還有小米雷軍。

“我從幫他們做產品中學習。

”郭臺銘教會他對長期局勢判斷，“局勢就是布局”、“胸懷千萬里，心思細如絲”。

雷軍教會他怎么打性價比，做爆品，如何在網絡上抓粉絲，進行互聯網營銷。

現在，謝冠宏經常在朋友圈里Push一些戴著耳機的美女圖片，“這么做別人看了才不會拉黑。

”與服務于to B的富士康不同，他想打造一個面向終端消費者的耳機品牌。

“1More是探索中的品牌，要具備高技術水平，也要高性價比，產品要在發達國家得到驗證。

”這是謝冠宏的定位。

在國外，有主打時尚的耳機品牌Beats，是1More未來競爭對手。

在真正威脅來臨之前，1More希望先從抓住發燒友入手，然后再慢慢做時尚品牌。

當然，證明自身還需要時間。

耳機行業現在是兩極分化，高端產品品質好，價格昂貴，低端產品便宜，卻又品質堪憂，有些甚至會對耳機產生危害。

做出又便宜又專業的耳機，成為謝冠宏的一個理想。

這點聽上去與小米的品牌主張頗為相似。

不過，謝冠宏的客戶在增多， 萬魔已經逐漸成長為一個產業化公司——有聲學零組件上市公司共達電聲。

既有以耳機代工業為主的TinnLab公司，也有1More萬魔耳機自主原創品牌公司。

郭柳宗的機器人公司目前還沒有這么大規模，它打算借力小米，導入用戶。

“小米現在有2億用戶，日活用戶達到1.32億，月活躍用戶1.65億。

這個大漏斗上面滴兩滴水下來，對我們小公司就不得了。

”他想要跑得更快。

市面上所謂的機器人，九成以上只一個屏幕，或者在底座上加兩個輪子。

真正做有肢體的機器人是深圳一家叫優必選的公司，自研舵機，產品在2016年已經進入蘋果渠道。

優必選現在已經將一個舵機做到40元人民幣，價格遠比市面上500元有競爭力。

實際上，全球售賣的韓國Robatiss舵機，價格是250塊美金一顆。

僅此一點，釹媧創造可謂機遇與挑戰并存。

郭柳宗要求釹媧創造也自己做舵機，哪怕前期研發實力不足，但方向不能跑偏。

在最近一次眾籌活動上，釹媧的小丹機器人眾籌價1999元。

優必選的Alpha One機器人只能編程，不帶人工智能，賣價3999。

獵豹星空陪伴小孩那款，賣9999元。

“我還是有點機會的，現在看不到對手。

”郭柳宗說。

這也是被小米逼出來的。

最早做出的機器人，小米問郭柳宗，做出來賣多少錢？“我說至少要賣4500元。

對方說你瘋了，小米生態鏈的東西超過3000都很難賣，你賣4500？”打掉重做后，做到現在這樣子。

除了價格競爭力，郭柳宗覺得機會在于產品與兒童有著更好的溝通。

釹媧招聘了很多3D動畫師，強化與兒童的溝通效果，講故事時，可以讓機器人同時做出恰當的配合動作。

“要做出來不一樣的東西來。

”在拿到第一輪小米+順為領投的超過200萬美元、第二輪富士康加KIP領投800萬美元等投資之后，為了操作方便，郭柳宗想在成都設立一個公司。

最后經過一點波折，郭柳宗只跑了兩趟成都，公司工商注冊和銀行賬號都申請下來，進入運營階段了。

這讓郭柳宗有些感慨，大陸辦事效率在提升，而且政策越來越人性化。

今年開始執行的“31條惠臺措施”，其中有一條進一步降低了臺灣高中生來大陸念一流大學的門檻，對臺灣人的吸引力會越來越強。

楊方儒的公司業務也有所調整。

在發現臺灣因為Facebook占據了信息通道，很難復制今日頭條模式之后，他改變Knowing模式，向大陸的極客公園+長城會學習，以7-8個人的團隊，每年舉辦三四場七八百人的移動互聯網行業的峰會。

“臺灣創投圈不太愿意冒險，但是大陸的創業者基金已經投了十幾個臺灣的創業團隊，涉及AR、人工智能等等，未來還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