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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得知我是硅谷論壇21世紀遠見獎的獲獎人之一時，我實在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長久以來，我對硅谷的風格和狀態的看法都是批判性的。

這個獎項之前的100來名獲獎者中不少都是業界領袖，例如比爾·蓋茨，伊隆·馬斯克，安迪·葛洛夫以及戈登·摩爾等等，而我顯然也沒有和這些精英領袖站在同一個陣營里。

但硅谷有它自己的原則。

2009年，我為了調查硅谷的競爭優勢來到了這片土地。

我的研究重點之一是：為什么像我這樣的外國人能在硅谷如此成功？我在杜克大學的研究團隊曾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安娜利·薩克森寧(AnnaLee Saxenian)合作研究了“1995年至2005年期間，外國移民在硅谷的角色”。

這十年中成立的硅谷創業公司中，過半都是外國移民創建的。

根據我們調查，硅谷的全球優勢就在于它的多樣性和獨特的文化。

硅谷是個名副其實的“大熔爐”，這里有來自全球各地的知識分子。

在硅谷，我們只以技術和能力看人；我們歡迎辯論，接受不一樣的聲音；我們會把信息公開分享。

事實上，硅谷就是一個由競爭和協作聯結而成的巨大的社交網絡。

初來硅谷的我就像一個過分樂觀的拉拉隊隊長。

后來我才意識到，這里確實缺少了某些重要元素，例如眾所周知的女性，黑人和拉丁人等等。

除此之外，硅谷精英們還親手推動了“科技行業最頂尖的人都是大學輟學者”的刻板印象的形成。

但據我們調查，事實上成功的科技創業家中最多見的年齡段是39歲的中年人。

60歲以上的成功創業家總數是20歲以下的兩倍，而50歲以上的總數則是25歲以下的兩倍。

這些創業家的受教育水平都非常高。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表達了對硅谷的擔憂。

雖然讀者的反響非常好，但這篇文章卻引發了硅谷大佬的強烈批評。

一位 VC 朋友悄悄給我提了個醒：如果我想在硅谷成功，我就不能再公開指出這類問題。

那些刺耳的指責中，有不少來自于我曾一度崇拜過的人。

這讓我意識到，問題可能比我想像的要嚴重的多。

我不敢獨自挑戰那些權威，但我的妻子Tavinder 卻十分堅定。

“如果你不為這些人發聲，除了你之外還有誰能幫他們？”她說道。

所以我不計后果堅持了下去，最后許多硅谷的科技領袖確實聽到了我的聲音。

這就是硅谷的偉大之處：它知道它不完美，它會不段進化。

我提議向美國政府指出移民政策的問題，硅谷權貴們支持了我。

政府通過臨時簽證帶入了大量高技術移民，但綠卡門檻卻沒有放寬，以至于這些移民無法像美國公民一樣在經濟創新中發揮自己。

伊隆·馬斯克、馬克·安德森和里德·霍夫曼已經在我的著作《Immigrant Exodus》（移民流失）中留了言，并為我提供了支持。

這就是為什么硅谷是矛盾和重塑創新的大師。

有許多重塑創新正在硅谷發生。

硅谷創造的半導體如今在其他領域的創新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雷·庫茲韋爾指出，現在很多科技都是信息相關，其發展速度將呈指數式增長。

這正是人工智能、機器人、感應器和合成生物學等領域的美好現狀。

這些科技的創新將會把許多不可能變成可能，包括解決全人類的重大危機。

或許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可以生成無限、無污染且低成本的能源，通過人工智能和虛擬現實為幾十億人提供教育資源，治愈或預防所有疾病，栽培的食物供大于求。

到那時我們或許可以真正建造只存在于科幻小說中的理想烏托邦。

當然，新的威脅也會隨之而來，例如機器殺手、人工智能失控以及人工制造的病毒等等。

為了連接人們而創造的社交媒體反被用來煽動人群的分離和兩極分化。

很快，人工智能和機器人將會替代幾億個工作崗位，留下那些失業的人們心如死灰。

硅谷必須重視創新帶來的黑暗面，并為他們巨大的影響力負起應有的責任。

這些問題不會自行消失，而政治家或研究者對問題的了解程度還不夠他們成為掌舵者。

硅谷的科技工作者們在創新的同時也應該引導對于倫理、監管和控制的討論和重視。

我們必須團結一致，找到利用科技創新促進人性發展的出路，而不是任其毀滅人性。

如果身在硅谷的我們不負起責任，又有誰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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